于是我便把自己交给了它——不是坐，是陷落；不是支撑，是包裹。

先是后腰与靠垫妥帖地贴合，仿佛那里天生就该有一处凹陷，来安放我这劳碌的酸乏。随即，整个背脊便像一幅被缓缓舒卷开来的、起了皱的绢帛，被一种温存的力托着，一寸一寸地，将那紧绷的经纬都熨帖开了。肩胛骨处那两块硬邦邦的石头，终于寻不着那嶙峋的棱角了。头自然地后仰，枕在那一方微凉的软垫上，颈项间那根一直绷得像弓弦似的筋，也蓦地一松，一种懒洋洋的、近乎酥麻的快意，便从头顶一直流到脚跟。

这时候，你才会发觉，这具平日里被你驱策着劳碌的躯体，原来竟是这样沉重，又是这样轻盈。沉重的是那卸下的、有形无形的担子；轻盈的，是那终于挣脱了束缚。身体里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处骨骼都在低低地、满足地叹息,眼帘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，却又不急着完全阖上，只是那么半眯着，慵懒地看着眼前。

目光所及，是天花板上那盏并未点亮的吊灯，在薄暮的微光里，只剩下一个沉默而优美的剪影。光线从窗斜斜地射入，带着一种将尽未尽的柔和与粘稠，空气中浮动的微尘，在这光里跳着无声的、缓慢的圆舞曲。墙壁是空白的，此刻却成了一幅绝妙的画布，光阴是唯一的画家，正用最温柔的笔触，涂抹着由明到暗的、说不尽的层次。

思绪，在这一刻，是断了线的风筝，不知飘向何方；又像是溪流入湖，涣散成一片宁静的、不起波澜的深潭。白日里那些纷至沓来的念头，那些必须应对的机巧，那些需要维系的表情，此刻都退潮般地远去了。它们变得轻飘飘的，像一些褪了色的旧影，在意识的边缘浮沉，却再也无力打扰这一片混沌的、自在的安宁。我不再是那个在名缰利锁中挣扎的某某，也不再是那个在人情世故里周旋的角色。那些被社会、被职业、被种种关系所赋予的“形”，都像一件件穿得太久、沾满了尘灰的外衣，被我从这彻底放松的肉体上，一件件地脱卸下来了。

剩下的，是什么呢？剩下的，便只是这样一个陷落在沙发里的、最原始的形态了。一个不需要任何头衔来定义，不需要任何功业来证明的，纯粹的“人”。这姿态，是毫无戒备的，是返璞归真的。它让我想起远古的岩画上，那些用最朴拙的线条勾勒出的、奔跑或休憩的人形；也让我想起胎儿，不就是这般蜷缩着、安睡着，与世界浑然一体的模样么？这是一种刻在我们生命最初，也最终极的形态。

南朝文人周处在《风土记》里记载“卿虽乘车我戴笠”，后世演为“车笠之交”的典故，说的固然是友情的笃厚，不以富贵贫贱而转移。但此刻想来，那“乘车”与“戴笠”，何尝不也是两种不同的“形”呢？一种端肃，一种朴野，都是人在世间不得不披上的行头。唯有当卸下这一切，如我此刻一般，才能见得那皮囊之下，不分轩轾的“人”的本质。这陷落的“人”字，仿佛是一个最谦卑又最骄傲的宣告。

在这温柔的陷落里，时间也仿佛失了准头。一刻钟？抑或只是一个悠长的瞬息？都说不清。只觉得身心都沉浸在一片广大的、暖洋洋的静默里。这静默，不是空无，而是一种丰盈的满。它像温润的土壤，滋养着那几乎被俗务耗竭的心力；又像慈母的手，抚平着灵魂上一切细微的褶皱。

后面，我从一个悠长而甜美的梦中，极不情愿地苏醒过来，已是天亮，身体依旧是那个“人”字形，却仿佛被重新灌注了生机与力量。我慢慢地，带着些许留恋，将自己的形体从沙发的怀抱里挣脱出来。那被体温焐热的凹陷，正随着填充物的回弹，在缓缓地、不舍地恢复原状。

我站起身，理了理衣衫，知道那刚刚脱下的、名为“社会”的外衣，又得一件件地穿回去了。只是，经过这一番陷落，那衣服的棱角似乎不再那么磨人，那份量也似乎轻了一些。

在这屋隅里，永远有那样一张沙发，它不言不语，却总为我备着一个可以随时陷落的、温暖的“人”字形，一个可以让灵魂回家歇歇脚的、最本真的窝。